翻译 | 朱迪斯·巴特勒：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女性这一类别

这里是CW未命名色彩。

作者 | Jules Gleeson

翻译 | Enlightening

校对 | Jessica

图源 | 网络

制作 | 松*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后简称B）：它的目的是对女权主义内部的异性恋预设加以批判，但最终它更多地关注性别类别（gender categories）。比如，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十年前和十年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女性这一类别可以并且确实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这样的变化。在政治上，为女性争取更大的自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女性”这一类别，来纳入这些新的可能性。性别的历史含义可以随着其规范的重新制定、拒绝或再造而改变。

因此，当女性这一类别扩展到纳入跨性别女性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或反对。既然我们也在想象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另一种未来，那么我们同样应该准备好甚至更高兴地看到跨性别男性对“男性”这一类别所做出的改变。

B：我当时对学术界关于言语行为的一系列辩论感兴趣。“操演的”（performative）言语行为是那种使事情发生或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现实的行为。例如，当法官宣布一项判决时，Ta们生产了一个新的现实，并且Ta们通常有权力使之发生。但我们是否会说法官是无所不能的？还是说法官所引用的是一套惯例、遵循的是一套程序？如果是后者，那么法官就是在援引一种不属于Ta们个人的权力，而是一种指定的权威（designated authority）。Ta们的行为本身成为一种援引——Ta们重复了一个既定的规程。

B：我在30多年前提出，当人们声称要表达Ta们自己的内在现实，甚至说Ta们正在重新打造自己的时候，都在有意无意地援引性别的惯例（conventions）。在我看来，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s）。

同时，我们之中也没有人是完全由文化规范决定的。于是，性别便成了一种协商、一种斗争、一种处理历史约束和创造新现实的方法。当我们被“女孩化”（girled）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长期建立起来的“女孩界”（a realm of girldom）——一系列有时相互冲突的惯例，在社会中确立了女孩性（girlness）。我们并不“只是”选择了它，它也不“只是”强加于我们，但这种社会现实可以、而且确实在改变。

B：我认为，我们如何理解“中心性”（centrality）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的政治观点是，身份不应该是政治的基础。同盟（alliance）、联合（coalition）和团结（solidarity）是扩大左翼力量的关键。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反对什么、为什么而战，并且聚焦于此。

当务之急是，我们需要跨越差异、建立复杂的社会权力解释。这种说法有助于我们在穷人、面临风险的人、被剥夺者、LGBTQI+人士、工人以及所有受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人之间建立联系。这些并不总是独立的群体或身份，而是重叠且相互关联的抗争形式（forms of subjugation），它们同种族主义、厌女、恐同、恐跨相对抗，也反抗资本主义及其破坏，包括对地球和原住民生活方式的破坏。

B：身份形式已经受到了正义地挑战，而右翼正在竭尽全力地试图夺回。同时，他们倾向于将寻求种族正义的运动化约为“身份政治”，或将支持性自由或反对性暴力的运动讽刺为只关心“身份”。事实上，这些运动主要关注的是重新定义正义、平等和自由可能和应该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对任何激进的民主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应该拒绝这些夸张的说辞。

那么，这对左派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的观点只建立在特定的身份上，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掌握我们社会和经济世界的复杂性，或建立那些实现基进正义（radical justice）、平等和自由理想所需要的范式和同盟。同时，关于同盟必须如何改变以对相互关联的压迫做出更多反应，标记身份是一种解释清楚的方式。

阿萨德·海德尔（Asad Haider）

B：是的，重要的是要承认，虽然一个白人无法声称其能代表黑人的经验，但是白人没有理由对种族议题麻木不仁，或从根本上拒绝干预。没有人有必要（need）代表所有的黑人经验才能追索、揭露并反对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并呼吁其他人也这样做。

如果白人只是专注于我们自己的特权，我们就有自我陶醉的风险。我们绝对不需要更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白人：那只是在将白人性（whiteness）再次置于中心，并拒绝反种族主义的工作。

B：我的感觉是，我的“性别认同”——不管它是什么——首先是由我的家庭以及各类学校和医疗机构传递给我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种方法来占据被用来定义和击败我的语言。

我仍然宁愿认为，指代（pronouns）是从别人那里向我来的，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收到了一系列的指代——所以当人们决定Ta们自己的指代，甚至当Ta们问我偏好使用怎样的指代时，我总是有些惊讶和感动。我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尽管我享受“Ta们”（they）的世界。当我写《性别麻烦》时，还没有“非二元”这一类别——但现在我看不出来我怎么会不属于这个类别。

B：看到排跨的女权主义者是如何与攻击性别的右翼结盟，这令人非常震惊，甚至非常可怕。反性别意识形态（anti-gender ideology）运动并不是在反对关于性别的具体说法，而是试图把“性别”作为一个概念或话语、一个研究领域、一种社会权力的方法来根除。有时Ta们声称仅有“生物性别”（sex）具有科学地位，但其它时候Ta们又呼吁维护男性统治和性别差异的神圣任务。Ta们似乎并不介意自相矛盾。

排跨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 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TERF）和所谓的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作家也拒绝了女权主义科学哲学所讨论的文化与自然如何互动的重要工作（如Karen Barad、Donna Haraway、EM Hammonds和Anne Fausto-Sterling），转而支持一种倒退且错误的生物本质主义形式。Ta们不会成为与反性别意识形态运动相对抗的一部分。反性别意识形态是我们时代法西斯主义的主流之一，因此，TERF不会成为当代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需要一个以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和肉身暴力的斗争为指导的联盟，一个注意到全球的女性都面临高被杀害率的联盟，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跨性别者和性别酷儿的攻击。

反性别意识形态运动把“性别”描述为一种有着毁灭力量的幽灵，但Ta们实际上从未读过任何性别研究的著作。快速做出的、宣扬恐惧的结论取代了深思熟虑的判断。是的，一些关于性别的著作是困难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所以我们必须在更广泛的公共对话上做得更好。然而，将复杂的概念提供给大众读者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鼓励知识探索作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反智的时代，新法西斯主义正变得更加正常化。

B：反性别意识形态运动是一场全球性的运动，它坚持认为性别（sex）是生物性的、是真实的（real）、是神圣的，而性别（gender）则是一种破坏性的虚构，把“人”（man）、“文明”和“上帝”都打倒了。反性别政治不仅得到了梵蒂冈和几大洲较为保守的福音派和使徒教会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法国及其他地区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支持，Ta们需要规范性的（normative）家庭来吸纳社会福利的削弱。

同时，这场运动立即成为了反女权、恐同和恐跨的，反对生殖自由和跨性别权利。它试图审查性别研究课程，将与性别这一对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议题从公共教育中剔除，并推翻性自由、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在法律和立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B：噢，我从未主动出柜，我在14岁时被我的家长出柜了。在这50多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分别被识别为布奇（butch）*、酷儿、跨性别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当然受到我经常光顾的男女同性恋酒吧的影响，我当时也很关注双性恋者在获得接受方面所遇到的挑战。我与间性者团体会面，了解Ta们与医疗机构的斗争，并最终开始更仔细地思考变装（drag）、跨性别和一般意义上的性别之间的区别。我一直在参与非学术性的活动团体，它持续地构成了我生活的一个部分。

B：我年轻时的示威活动当然是关于出柜的权利，以及反对歧视、病理化和暴力的斗争，包括发生在家庭内部和公共空间的暴力。我们为反对同性恋者被视为精神病人和被监禁而斗争。但是，我们也为在公共场合栖居于我们的身体（live one’s body）而免于遭受暴力的恐惧的集体权利而斗争，为失去的生命和爱人公开哀悼的权利而斗争。这种斗争在HIV出现和艾滋平权联盟（Act Up）*壮大后呈现出非常戏剧性的形态。

对我来说，酷儿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与反对恐同的斗争相联系的方式。它以作为一场反对身份管制（the policing of identity）的运动开始——实际上就是反对警察。

这些抗议活动聚焦于医疗、教育、公共自由的权利，以及反对歧视和暴力——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可以更容易地呼吸、迁徙和相爱的世界当中。但我们也想象并创造了亲属关系、社群和团结的新形式，无论它们会引起多少不满。

我参加女同性恋（dyke）**示威，但也从事国际人权工作，我明白其中的限制是什么。我开始理解，同时反对种族主义、经济不平等和殖民主义的更广泛的联盟对任何酷儿政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今能够在这些酷儿马克思主义团体、支持经济与种族正义的酷儿组织、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酷儿们、反对占领和恐同的巴勒斯坦团体alQaws中看到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Act Up抗议现场

B：现在，我特别欣赏那些致力于将医疗和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酷儿和女权主义运动，这些运动是反资本主义的，并致力于为种族正义、身心有障碍者权利、巴勒斯坦的政治自由而斗争，反对破坏地球和原住民的生活世界——这在Jasbir Puar、Sara Ahmed、Silvia Federici、Angela Davis的作品、“一个都不能少”运动（Ni Una Menos）*和废除主义**的女权主义（abolition feminism）中都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拥有更广泛的视野，尽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绝望的时代，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经济不平等在新冠大流行下不断加剧。

B：我已经找到了一种在我的名字一旁生活的方法，我意识到这很有益处。我知道许多酷儿和跨性别朋友对Ta们的名字有强烈的感觉，我非常尊重这一点。但我的生存可能取决于我始终与自己的名字保持一定距离的能力。